当代一些制造“黑枪”的案件对了解近代土造洋枪的技术也许会有些帮助。2007年，贵州松桃县农民龙安银，买了一支黑枪，把枪拆卸下来，琢磨每一个零部件如何模仿制造，10天后就造出了第一把枪。他把废旧油桶皮重新焊接抛光，变成枪身、弹夹，打磨零件用砂轮，从外地买来7.62毫米口径的钢管充当枪管，只是造不出膛线日，警方捣毁了龙安银设在地窖的制枪窝点，查获长枪1支、仿制式手7发、半成品枪管24支、半成品弹夹4个，手具、弹簧若干，缴获制枪工具28种767件。龙安银拥有的技术和设备，也是近代制造私枪的工匠有条件获得的。

  东北是民间武器较多的地区，修枪、买枪都有广泛的需求。民国时期的东北，有很多以修枪、造枪为业的作坊“枪炉”。1918年奉天清乡局调查枪械，发现“乡间炉匠近来每有制造铁公鸡枪枝者，其法极简，无论何种枪弹，均能照弹之大小制造枪械施放”，因而通令各县警察，“实行取缔是项炉匠，不准私自造枪，倘有故违，以济匪者论罪”。从这个报道难以判断所制造的是否属于新式枪械，但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不拘新旧都制造。报纸报道，在1923年，黑龙江拜泉县境内“枪炉林立”，当局曾拟定取缔办法，规定：“除有妥保枪炉准其制造枪炮及修理外，其他各铁匠炉及小炉匠一概不得私造修理，倘被查出，定行送惩。”这说明东北的“枪炉”既有“合法”的，也有非法的，私修、私造、私贩枪械的情况甚多。

  广东的民间武器仍有当大一部分是土造的。关于土造新式枪械产销的情况，今天已经非常困难找到详尽资料，但当时报纸对此经常有报道。例如，1924年初，军警侦悉高要县六步圩有人私造，“起获造成枪枝无算”。同年11月，军队在南海县朗心乡商团长谭良予家中搜获“铸银印模数个、机关枪弹盘及造枪机器、材料甚多”。1926年12月，在顺德查出私造武器的工场7处，查获“制成未成之枪炮原料多箱，大小机器数十副”。

  即使在军警林立的广州市，土造枪械的产销也相当畅顺。广属警备司令的布告提到“不法之徒，胆敢在省城地方，私自制做（造）枪、弹”。下面是1925—1926年报纸报道的几个案例：广州市河南尾之小港（今属海珠区）、番禺县属之元江、新造等地有不少“私铸枪、弹机关”，这些工场采用集股的办法，雇用工人生产，工人“每造起一枪，得每元二成之佣银”，还有经纪人推销。广州市卖麻街、米市街、教育路的和记等9个店铺，被搜出“各种枪械及私造枪械之机件”，结果店东、店员多人以“私自制造枪械”、“接济匪徒之嫌疑”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。1926年4月，警察在广州市河南太平坊一个枪械私造点搜查出“、枪身各机件及制枪机器等，共一船之多”。卖麻街、米市街、教育路均处于广州市中心，米市街、教育路还同市政府、市公安局近在咫尺，居然还有私自制造、贩卖枪械的店铺，这说明私造私贩的“营业”已经很普遍和公开化。

  1927年，河南省民团局等机构曾对该省的民间武器做出详细的调查。据称河南各地有工匠所设的仿造炉子400余处，每日各可造快枪2—4支。如果此说属实，那么，仅这些仿造快枪的作坊，每年就向河南民间流入数十万支新造的枪械。河南并非易于向外购械的省份，其数量巨大的民间武器，一部分由军警流失而来，一部分应该出自这些遍及各地的作坊。

  闽垣今日发生私制枪械一案，关系于福建时局极属重要……外间所传者或谓清乡保安队第二营营长孙国镇所为，或谓英领事署文案委员曹仲恒所主办，曹氏虽已获案多日，未闻加以彻底审讯根究首从，因而大启一般社会之疑问……探访概略如下：

  查此案发起人确系孙国镇（土匪招安）营长，鸠集所部饷款三千元为制造购备各费，先在闽海道属永泰县六都裹山地方聚匠设厂，开炉鼓铸，历两个月，已有制成之炸弹、快枪，赓作陆续输运，该处人民尚未觉察。近因购买木炭料之采办人明知每担炭价普通小洋八毫，遂以第二营采办军需名义，仅给两毫，到处勒买，炭商不甘，密报永泰县公署，由县知事会同驻防前往搜捕，泄漏风声，全厂工匠人员赶紧收拾逃避，事无左证，遂亦罢议。嗣后复串通省垣仓前山领事署文案曹仲恒，在该署接连之英美烟草公司楼下地窖张设电灯，暗聚匠人，于每日洋人休息之后，下午四钟起，兴工铸造……孙氏有所藉口获免处分。又据某方面消息，案内尚有牵涉军界及清乡机关某某要人……

  此案是地方军队军官先在乡村地区召集工匠制造快枪、炸弹，事泄后又同英国领事馆的中国雇员勾结，在省城内设点制造，而且涉案的营长孙国镇背后还有军界和清乡机关的实权人物，事发后未受查处。如果为了装备军队、举行“清乡”等需要，自不必如此鬼鬼祟祟，显然，孙国镇制造的枪械并未得到军政当局正式授权。那么，他设立工场私制这些土造快枪、炸弹干什么呢？我们没查到报纸的后续报道。考虑到福建民间对枪械有广泛需求，虽说福建属于容易向外购械的省份，但孙国镇生产的土造快枪肯定价格相对较低廉（连生产用的木炭也压价采购），在民间仍会有一定竞争力。是合理的的推测是：孙国镇、曹仲恒以及背后的军政官员，都是利用权力保护私枪生产牟利。

  军队、商人勾结私造枪械的事件甚至发生在京津地区。1924年，有报纸报道说：“顷闻某最高军事机关，十九日通知京津军警各机关，略谓据探报：季玉芬、郭以宝等，近与旅长□□□勾结，在津用泰丰洋行名义擅造军火，串通西南军官，由津往汉私运大小手枪、贩卖大宗军火、冀图巨利，并在汉口设立机关、接济西南匪人等情。”这一报道中的“勾结西南军官”、“接济西南匪人”，只是官府的套语，增加一点政治色彩无非是要强调案情重大。如果真是政治敌对势力参与，又何必把制成的手枪从天津运往汉口？报道也说得很清楚，私运大小手枪是“冀图巨利”。军政官员往往包庇甚至委托商人工匠私制武器以牟利，这些武器很少会装备军警，甚至不会成为“合法”的民间武器。从上述两个案例可反映出，不少“非法”的民间武器也许来自军政官员包庇下的私造。

  一些回忆录显示，盗匪团伙往往有修理枪械的工厂、工场，有些也制造新式枪械。护法时期成为福建著匪的高为国，在其老巢泉州晋北福山腰设有造枪厂两所，最初只修理枪械，后来发展到能自造五响快枪和手提机枪，成为闽南一带最早能自造机枪的匪部。同一时期闽南同安莲花山的巨匪叶定国，也有自己的枪械厂，能制造“土汉阳枪”，还出售牟利。稍晚的闽南长泰盗匪叶文龙，所部来源，除派人向厦门、台湾日本浪人购买外，一度也设立造枪厂制造步枪、土驳壳、土曲尺。民国初年，广西东部平南县一带盗匪猖獗，不仅官绅地主富商争相买枪，甚至赶集小贩也带枪防备拦路抢劫，于是买卖和制造就兴隆起来，各式军阀队伍都通过买卖发财。当时每支机制七九步枪可以卖到东银200多元，每颗手东银3毫。不少能工巧匠也打造土，甚至有人以此为业，有工匠能把七九子弹改造成驳壳子弹，甚至制造左轮、驳壳、土机关枪，1925—1926年，团总李清浦、黄子晋呈请县政府准许团局聘请工匠打造“单的”卖给各户自卫，有些团局还对购枪者予以补贴。

  中国的优秀党员、新四军兵工事业开拓者吴运铎的回忆录《把一切献给党》，为我们不难发现土法修造枪械的设备和技术提供了生动的细节。吴运铎1938年参加新四军，被分配到位于黄山东北一座小山村的军械修理所。这座修理所只有锻铁炉、风箱、铁砧、铁锤、锉刀、手摇钻、老虎钳和一些木工工具，没有一点机器，但这个修械所能够修理德国套筒、日本三八及汉阳造步枪和制造各种步枪零件。后来，吴运铎等人被委派去建立一个步枪制造厂，也是完全使用土机器：把长木凳的四条腿埋在土里造成旋床，靠人力推动石磨作为动力带动土机器，用土办法为枪管刻来复线，生产出一批又一批可在战场上使用的步枪。后来得到一部15马力的内燃机，原先手工生产一支步枪枪管要用一天，有了这部内燃机以后只要一小时。兵工厂还利用废弹壳制造子弹，用钢模把铜元压成空心，灌上铅成为子弹头。此后他还研制出枪榴弹、地雷、平射炮。尽管吴运铎回忆录谈到的时段比我们研究的时段晚了十几年，但他提到的技术条件与清末民国初年大同小异，如果在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，技术条件、原料来源甚至会比处于日本、军队围困下的抗日根据地要好一些（例如非常容易买到钢管、弹簧、焊接材料、金属加工手工工具、简单的车床甚至小型蒸汽机、内燃机、电动机等）。用这样的原始设备生产出的武器，质量、性能当然不如进口或国内大兵工厂的产品，但能够适用于实战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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